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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09-11 互联网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1.2月13日至15日,中共滨州地委、地区行署召开全区企业改革工作会议。会议围绕两个根本性转变,研究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全区经济发展的问题。分组讨论修改了《关于加快国有小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改革的试行意见》(讨论稿)和《关于深化企业改革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试行意见》(讨论稿)。

  2.3月10日至11日,全区财源建设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全区两年财源建设工作情况,与各县市、地直主管部门签订了到2000年利税过千万元企业发展任务的责任状和1997年扭亏增盈责任状。

  3.3月15日,徒骇河滨州地区施工段治理工程开工,治理总长度为15.86公里,由惠民、滨州、沾化3县市施工。同年6月底,在全省参加施工的4市地中率先完成。

  4.4月8日,渤海革命烈士陵园搬迁建设奠基仪式在滨州市渤海七路南首蒲园西侧的陵园新址举行。

  5. 4月29日,中共滨州地委、地区行署在滨州港(无棣新港)召开滨州航道建设动员大会,宣布3000吨浅吃水船航道建设正式启动。

  6.5月4日,1236名报考国家公务员、机关工作者的考生,在滨州参加公共科目考试。9月,根据《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条例》并经地委组织部、地区人事局批准,45人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或机关工作者。此为全区首次公开招考初级国家公务员及机关工作者。

  7.5月18日,滨州地区邮电局国际计算机互联网正式开通,标志着滨州地区乃至黄河三角洲现代化通信水平又有新的提高。

  8.5月20日,地区行署举行《滨州地区志》首发式,同时部署首卷地区级地方综合年鉴《滨州年鉴》(1986~1996)编纂工作。《滨州地区志》客观地记述了1840年以来全区140余年的历史与现状,是全区政务建设、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9.5月26日至27日,省委书记带领省直部门有关负责人到滨州地区视察工作。

  10.7月17日,全区首次一推双考(公开推荐,考试、考核相结合,选拔部分地直部门负责人)产生了地直10名副县级领导干部。

  11.7月25日至27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等一行18人,在国家外交学会会长梅兆荣和省外办主任武钟恕陪同下到邹平县进行访问。

  12.12月3日,省委通知:王宗廉任中共滨州地委书记,张执政任中共滨州地委副书记;王道玉调任省政府工作,不再担任中共滨州地委书记、政协山东省委员会滨州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滨州地委党校校长职务。6日,省政府通知:张执政任滨州地区行政公署专员,王宗廉不再担任滨州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13.12月14日,沾化县通过省政府“两基”验收。至此,全区如期完成省政府规定的年内全部实现“两基”的目标,是鲁西北惟一实现“两基”的地市。

  14.是年,境内黄河断流时间最长,从2月7日到12月31日,共断流13次,累计断流226天。

  现在,电脑使用时间和频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占得越来越重。很多人甚至从早上睁开眼睛或者刚进入办公室,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利用网络浏览当天的新闻或者寻找自己想要的信息。

  而往往,在使用网络浏览信息的同时,“卡网”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尽管现在网络“卡”或许只是图片下载、视频刷新比平时慢了几秒钟,但很多人还是会忍不住发个“无名火”,抱怨一下网络的“龟速”。但是,相信你一定不会想到,如果作为滨州人的你是在1997年使用电脑的话,那时的网络正常信息下载速度只有几“K”。相比于现在动辄几“M”的传输速度,1997年时的滨州互联网信息传输,如果说它是“龟速”,那真的是“龟都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1997年,整个滨州地区互联网使用量加起来不到100户,大多数涉及对外贸易

  1997年5月,“滨州计算机163互联网业务”正式开通,标志着滨州地区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但那时互联网属于刚起步阶段,互联网使用量以及网络信息传输都很落后。

  邮电时期负责农话建设的张玉生告诉记者,1996年,他被单位调整到刚成立的邮电数据分局任局长,负责当时滨州地区包括金融、保险、税收等部门在内的数据通信业务。到了1997年,“滨州计算机163互联网业务”正式开通后,他就开始负责滨州互联网的相关建设工作。

  说起当时的滨州互联网建设,张玉生清楚地记得最早注册和使用互联网的几个企业和个人。“当时注册使用互联网,都是有编号的。”张玉生说,滨州第一个注册使用互联网的是滨州化工厂(现在的滨化集团前身)办公室,其注册号是“BZ001”,即“滨州1号”。以此类推,第二个注册使用互联网的是滨州医学院统计杂志社,其注册号是“BZ002”;第三个注册使用互联网的不是企业,而是一个做羊毛进出口生意的个体户,当时其办公楼设在现在建工集团办公楼3楼,这个个体户家的互联网注册号为“BZ003”;而“BZ004”这个注册号,则为现在华纺股份公司前身“滨州印染厂”财务办公室。

  “1997年,真正使用互联网的企业和个人,加在一起也超不过100户。”张玉生回忆说,由于互联网在当时还属于比较新奇的东西,很多人对互联网并没有需求。而这些企业和个人之所以注册使用互联网,主要是因为其经营的业务有部分涉及到进出口贸易,注册使用互联网主要是为了对外联系方便,“他们使用互联网主要进行询价、收发财务报表以及传送贸易合同等业务”。

  当时,网络数据靠电话线传送,拨号上网,连接互联网的步骤和现在发传真的流程类似

  现在一般家庭上网,只需连接宽带后,就可以轻松地享受网上冲浪了。但在1997年,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当时网络数据都是依靠电话线传送,用户想要连接互联网,就和现在发传真一样,必须要拨通电话号才行。”张玉生说。当时滨州互联网用户想要上网,必须先拨打“163”。拨号后,只要听到“哗哗哗”的流水声,才说明网络连通了;而如果听到盲音,那就说明网络没有接通,用户就无法上网。而上网之前先拨“163”,也正是“滨州计算机163互联网业务”命名的原因。

  张玉生回忆说,其实当时滨州地区互联网用户之所以少,除了用户需求小之外,另一部分原因就是当时互联网使用费用较高。“那时候注册使用互联网,除了每个月要交100元的网络使用费之外,因为互联网绑定电话,使用网络就等于使用电话,这一部分电话费也要单算”。那时候电线分钱,但由于网络传输速度比较慢,所以每次使用网络传送信息都需要很长时间,这一部分电话费用就会很高。

  “但是由于当时的国际长途电话不畅通,这些做进出口贸易的企业或者个体户有时候又比较需要及时的信息反馈,所以他们还是选择安装互联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速和便宜的。”张玉生如是说道。

  说起互联网用户申请号码的经历,张玉生还忆起一段趣事。“1997年,当时滨州印染厂想连接互联网,还是去济南‘走后门’解决的技术问题。”张玉生说。当时滨州的互联网建设十分脆弱,很多技术达不到。为了滨州印染厂能顺利用上互联网,当时他陪着时任该厂副厂长的刘曰星一起去了济南电信局,寻求技术支持。

  “其实当时主要是为了能得到一些调剂解调器,就是现在大家用的‘猫’的一种。”张玉生说。当时调制解调器“实在是不好弄”,一是因为当时滨州的互联网正处在“搭架子”阶段,互联网技术达不到;二是因为这种调制解调器的确很难批。“当时我们俩就千方百计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个老熟人,通过老熟人,才把这事儿给办了。”张玉生笑着说。现在想起来,滨州互联网发展还亏了这次“走后门”,“调制解调器弄回来之后,咱滨州的互联网也跟着升级了”。

  但是升级归升级,即使装备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调制解调器,滨州互联网的传输速率最多也就是64K。“理论上是64K,但在实际使用中,用户正真能接收到的流量也就是几K。”张玉生介绍。当时即使是省会济南,那时的互联网传出速率也才几十K。而在滨州,除了本身技术达不到之外,还存在互联网拨号占线问题,一条线几个用户都在使用,那平均分下去,用户实际接受到的流量非常少。

  “所以当时使用互联网的企业和个人也就是用它传传文档和表格,根本不能像现在一样顺畅地浏览信息。那时候,你要想在网上看一张照片,最少得等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等一天时间才能下载好。”张玉生笑着说道。当时即使是传送表格,打开浏览时,会感觉表格是“一跳一跳地出现”,就是因为流量传输太小的问题。

  回想滨州互联网当年的“龟速”起步,可能让现在“冲浪”在网络生活里的人们不可思议,甚至觉得可笑。分析当时主客观因素,从大环境讲,全世界都“龟”着;从小环境讲,刚刚开始“窥探”世界的中国,从设备、传输到人们的观念,起步期不可能太快,想快也快不了。但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人们会更多一些理解,特别是那些经历过、使用过,甚至从中受益过的当事者们,更多的可能是感念。“漫漫长夜里,突然投来一缕阳光。虽然只是一缕,这也是上天的恩赐。”有一企业家这样评价当年的互联网。

  1997年7月25日晚上10点钟,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中国外交学会会长梅兆荣等一行人员陪同下抵达邹平,下榻在黛溪山庄。第二天,开始了他对邹平为期两天的考察访问。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卡特这是第四次访问中国。结束在北京的行程后,他既没有去繁华的大城市,也没有去沿海发达地区和名胜风景地,而是径直赶到邹平——这个在中国来说非常普通的县。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初的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访问美国时,曾与卡特政府就包括文化交流在内的诸多合作项目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确定了美国学者在中国农村的社会研究项目。位处华北地区,在人口、面积、地形地貌、经济状况等方面有一般代表性的邹平县,被确定为考察定点县。

  从1985年开始,先后有十几位美国学者和专家到过邹平,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追踪式、蹲点式、连续性的调查研究。涉猎的范围有农业、计划生育、中国人口老龄化等诸多问题。

  该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和研究者是奥克森伯格先生。他是卡特任总统时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时任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先后6次来邹平,走访过农村、乡镇、县政府部门等诸多单位。尤其是1996年夏,他在邹平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考察研究。

  这次卡特到中国来,主要随行成员之一就是奥克森伯格。1981年,卡特以前总统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次他想看一看自那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取得了多么大的进展,于是奥克森伯格坚定地向他推荐了邹平之行。

  26日清晨5时,卡特夫妇不顾旅途的疲劳,由奥克森伯格领路,步行来到距黛溪山庄两公里远的邹平镇城里村,访问了6家农户,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在返回宾馆的路上,他们不时询问沿路卖早点的摊主,还在摊点上购买油条和煮花生。摊点的主人好奇地望着这几位外国人,说什么也不肯收钱,这给卡特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中国农村的人们有了初步的了解。

  卡特先生说:“我非常感兴趣、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了解、观察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尤其是在一个变化非常快,历史十分悠久,而且人们都彼此很熟悉的一些地方。我想了解这里人民的具体情况,以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促使这位70多岁的老人,冒着摄氏三十六七度的高温酷暑,“马不停蹄”地进行考察访问。

  26日上午,卡特先生来到西董镇北禾村,有三位美国学者先后两次在这个村蹲过点。卡特一行走街串户,详细询问了村办企业和农户家庭构成情况、经济状况,以及村委会的选举办法、农民对村干部的看法等问题。

  当他看到村里村民门上挂的十星级文明户牌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村支部书记鄢圣勤家,卡特问:“你是怎么得了‘教育星’的呢?”鄢圣勤说:“这个星主要是考核家庭对孩子的培养教育的,孩子到龄要上学,不能辍学,在校要好好学习。我有个孩子,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现在已经中专毕业了。所以我能得到这颗星。”卡特又问:“‘十星户’村里有多少?”鄢圣勤说:“不多,也就十来户。我们的考核很严格,七星户、八星户占大多数。”在另一户村民家门口,他问:“这个户为什么没得‘和睦星’和‘计生星’呢?”村委会主任向卡特解释了原因。卡特听后风趣地说:“我和夫人结婚51年了,可生活中还经常吵一吵,所以我得不到‘和睦星’。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所以也得不了‘计生星’。”引得在场的人们开怀大笑。

  北禾村是邹平农村的一个缩影,给卡特先生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在与当地官员会谈时,他又谈起此事:“到村庄去参观时,我看到很多家庭的门上有十颗星,代表计划生育、家庭和睦、卫生、健康、教育等。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说明村民的生活正在改善。我觉得,让每个家庭通过这10个方面来改善自己,很有好处。”他又说:“我看到十颗星感到很尴尬。十颗星都有具体内容,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家庭,我家得不到几颗星,如‘计划生育星’、‘家庭和睦星’。”

  奥克森伯格先生在旁边风趣地说:“我补充一下,你和夫人罗莎琳结婚只要有50年的话,就能得到家庭和睦星的。”时任滨州地区行署专员王宗廉也说:“中国的国情与外国不一样,评选十星级文明户,是农村进行自我教育的一种好形式。卡特夫妇虽有争吵,但并没有影响到四邻,照样可以得到家庭和睦星。”一席话,引起客主一阵欢笑。

  离开北禾村,卡特一行考察了邹平一中,参观了设在邹平一中的梁漱溟纪念馆。26日下午,专程到邹平县福利公司考察了解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

  27日上午8时许,卡特先生来到了西王村,他笑容满面地向欢迎的人们招手致意。在同西王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勇等人会谈时,卡特不时提出一些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村的财产一部分是集体所有,一部分是职工股份,属于职工所有。”王勇说。

  “我们村只有530口人,本村职工占企业总职工人数的七分之一,其他都是外来的。”

  “我们山东是农业大省,我们邹平县每年生产玉米20多万吨,我们企业每年需用玉米6.5万吨,占全县产量的三分之一,我们自己产的很少,大量的还是从本县市场上购买。”王勇如实回答。

  卡特说:“我看到你们的新房盖得很好,田里的玉米也很好,你们村民的收入有多少?你们的主食是什么?”

  “我们村都住上了二层小楼和商品房,每人平均住房面积四十多个平方,我们的主食是小麦面粉,我们的村民每月由集体免费供给20斤面粉,1斤食用油,其他副食由村民自己购买。”王勇答。

  “小麦在我们这里的收获季节是六月份,我们是每年十月份小麦播种,第二年的六月上旬收割,所以总统先生现在看不到小麦。”王勇答。

  王勇答:“淀粉厂和发酵厂,这是我们集团的骨干企业,以这两个厂组建了山东西王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的股票最近就可以上柜交易了。”

  交流就要结束的时候,卡特说:“我今天的访问很高兴,你们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我问了很多问题,了解到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我还要来访问!”

  离开西王村后,卡特一行考察了邹平热电厂。是日,正值星期天,卡特先生还同夫人一起,到坐落在邹平县城的基督教堂做了礼拜。

  在邹平的考察过程中,卡特先生与滨州地区和邹平县的负责人、部分村干部分别进行了座谈。主要询问和了解了当地经济优势、经济发展状况和困难、缩小工农差别、消除环境污染等有关情况。在交谈过程中,卡特先生不时称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变化很大,特别是中国的农村变化更大。同时卡特先生还非常直率地向人们介绍了他本人的一些情况。

  吉米·卡特先生,1924年10月1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曾就读于佐州西南大学和理工学院,1943年入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洋学院学习,后在美国潜艇上工作,期间曾数次在中国海港口停留。1953年回乡接管父业,经营农场。1971年至1975年任佐治亚州州长,1976年当选为美国第35任总统。1980年卸任后回家定居。

  卡特说:“我曾担任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可我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我们那个村的居民只有700人。我是农民,我们村里主要种植花生、玉米、小麦、大豆等。”“我让村子里另外两户人家在我的大片土地里种地,还有一些树林。我和我的夫人主要是照看这些树木。这些树林所占的面积大约合中国的6000亩。1833年以来,我的家族一直拥有这片林地,已经有160多年了。我和我的夫人,还有我们家的4个孩子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依靠我们家庭的土地,自己的农场。”卡特先生说:“除了我所拥有的林场的一些收入,把土地租给其他农民的一些收入外,另外的收入主要是写书,还有到大学里讲课。我作为前总统退休之后还有一些固定的收入。”

  卡特先生说:“我和夫人都来自同一个村,我们的祖先都是出生在这个村里。在70年代初我到州里当州长之前,这片土地都是我自己经营的。后来我不再长期居住在那里,所以就把这片土地租给了其他冢庭。我和夫人回家的时候,还去照料一下森林。我的孩子现在都到大城市生活了,他们居住在我们州的首府亚特兰大。”

  卡特两天的考察访问,时任邹平县长李炳众全程陪同。他发现,卡特好几次拿起马扎转过来倒过去地看,很好奇的样子。就问他:“总统先生您看什么呢?您说自己当过木工,这个您会做吧?”卡特笑着说:“不会做。研究研究。”李炳众于是吩咐秘书,买来两个马扎送给了卡特先生。那时还没有“红木马扎”,是从街上十元八元就能买一个的那种。卡特很高兴地收下了。

  卡特送给李炳众的礼物,是从他夫人包包里拿出来的一本书。这本书很特殊,是卡特中学时代写的诗集,印刷精美,里面有很多漫画插图。虽然读不懂,但李炳众一直珍藏着。

  27日下午,卡特一行离开邹平赶往山东省会济南。在济南,他向山东省省长李春亭谈到此次访华的感受时说:“我此行访问了很多国家,有利比利亚、科特迪瓦、法国等国家,中国是最后一站,而对山东邹平县的访问,是我整个访问活动的高潮。1949年初我作为美国潜艇上的海军军官到过山东的青岛,那时战火刚刚平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是不可比拟的了。”

  卡特先生说:“我此次访问邹平,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发展,了解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国农民对我很热情,使我加深了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了解,我很受感动。人生中总有些令人终生难忘的经历,在邹平的访问就令我终生难忘…… 奥克森伯格把我们推荐到这里来我们非常感谢他。” 回国后,卡特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将中国妖魔化是错误的》文章,主张中美应当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

  (资料来源:李炳众《卡特邹平行—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邹平随记》,见《环球》1997年第八期;颜世镇《卡特来到西王村》,见《西王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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